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如果希特勒叫你电击一个陌生人,你会服从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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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权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伴随着实验者的专家性质或权威性的降低,信息性影响压力在下降,从而导致服从比例的下降;反之亦然。(本文大约6000字,耐心阅读)

196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着手进行了一项服从实验,以探讨个人对权威人物的服从情况。叫做米尔格伦实验(又称权力服从研究)。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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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实验开始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1961),被判死刑后的一年(1963)。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实验过程
以被试的视角对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进行描述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让我们假设你就是一名被试,通过报纸上的一个广告,你签约参加了一个名为“记忆与学习”的研究。你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实验室,受到一位身穿白色实验室外套、看上去很严厉的实验者的欢迎。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被试。实验者以亲善的措辞简要地告诉你,这一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力的方法。

然后,他继续向你们两人解释说,已经有研究证实了奖励有助于提高记忆力,但是还没有人研究过对错误进行选择性惩罚是否会有助于提高记忆力。而这一实验就涉及惩罚对学习和言语记忆的作用。

在实验中,你们中的一人将扮演“教师”的角色,而另一人则扮演“学习者”。你们俩依次从一个帽子中抽取一个纸条,而随机抽签的结果决定你将扮演教师,而另一位则扮演学习者,即你的学生。实验中,教师先把一对对匹配的单词念给学习者听;然后,教师给出每一配对单词中的第一个词,要求学习者给出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词,从而来测试学习者的记忆力。

当学习者给出了错误答案时,他就受到电击惩罚,电击是通过轻击“电击发生器”的30个开关中的某一个来进行。这些开关以15伏特为单位,分别标注了从15伏特到450伏特渐增的指定伏特数。同时这些开关上也有一些描述性的标注。例如,“轻微的电击”是15~60伏特,“非常强的电击”是375~420伏特。435~450伏特则只是简单地标注上了XXX”。



实验者告诉你,作为教师,先用较为温和的15伏特的电击来惩罚第一个错误,然后以15伏特为单位,逐步增加对后续每个错误的电击强度。

接下来,你跟着实验者,以及与你同道的被试,即学习者<一个温和并且讨人喜欢的中年人>,共同走进附近的一个房间中。学习者被固定在房间中的一张椅子上,并且夹上了传送电击的电极。但是,他的皮肤上会先被涂上电极糊——以“避免产生水泡或者被灼伤”。

这个学习者有点担心,向实验者和你提到说他患有“轻微的心脏病”,但实验者向他保证说,“虽然电击会有一点疼痛,但绝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组织伤害”。接着,实验者将你带到主控室中的座位上,在你座位的前方就是电击发生器。实验者会对你进行一次示例性电击,这一电击让你退缩了一下。你估计这一电击可能是75伏特,但实验者说实际上它只有45伏特。

现在,让我们开始使用你那特殊的教学辅助手段来帮助学习者提高他的记忆吧。第一个错误答案出现了,并且一个电子蜂鸣器响了;你按了个电击开关,纠正了错误。然后让我们进入下一轮问答。错误答案继续出现(大约每4个回答中有3个是错误的),而你给予的电击强度按照15伏特的小步伐不断地增加。

到75伏特时,你听到学习者发出“啊”的呻吟声。
而在150伏特时,学习者开始叫喊着要求出去,说他感到心脏很难受。
当电击强度为180伏特时,学习者说他不能够忍受电击带来的疼痛感了。
到210伏特时,学习者威胁说将不再做出回答并且要求停止实验。
当270伏特时,他疼痛得发出尖叫。
当电击强度超过300伏特时,学习者的尖叫变得极其痛苦,并且时间延长。
然后,在给予了330伏特的电击后,周围安静了。


你向实验者求助,告诉他学习者这次没有做出反应,而你也不想再继续进行下去。实验者提醒你说规则中说没有做出反应也是一种错误,应该用下一级水平的电击进行惩罚,他要求你继续下去。

你代表你的学习者表示抗议,而实验者则使用这样一些陈述进行反驳,例如,“你继续下去是绝对有必要的”和“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继续”。好,你开始有点儿想服从了,不过就谁为那个家伙负责这一问题你提出了疑问。

而你被说服去相信实验者将承担所有的责任。“老师,请继续下去!”你会吗?你会继续下去吗?到了何种地步这一切才会全部结束呢?仅仅在一个权威的命令下,比如你这样一个普通人,在450伏特电压的范围内,究竟能实施这种残忍的甚至是致命的电击到怎样的程度呢?

在正式实验以前,米尔格拉姆曾经对大学生做过调查。调查表明,就平均而言,普通人在违背实验者的命令并放弃教师这一角色时,他们所给予的电击强度可能会达到135伏特。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人会达到450伏特的电击强度。平均起来,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们估计100人中会有1个人会坚持到底。接受米尔格拉姆调查的40名精神病学家则估计1000人中只有1人,那些虐待狂可能会坚持到最后。米尔格拉姆自己则预测几乎没有绝对服从的存在。

然而,实际结果表明,这些估计都偏低。在米尔格拉姆(1963)测试的第1批共40个被试中(均为从20到50岁的男性被试),有25个被试直接将电击加大到了450伏特;也就是说,有63%的被试对无辜的学习者给出了最大可能电击,从而使其成为实验的受害者。正如下图总结的那样,在第2次实验中,65%的被试给与了最大强度的电击。多数人表现出了绝对服从。



此时,在你必然地感到恐惧时,我们至少可以向你保证,其实学习者并没有受到任何电击。那个学习者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扮演这一角色的主试同谋;而那些呼喊和尖叫声则是预先录制好的。教师一学习者的抽签也是被操纵了的。但是扮演教师角色的真被试并不知道这一情况。通过实验后的访谈,以及对记录该残酷实验过程的胶片中所反映出来的紧张与忧虑的分析,可以判断被试们相信实验中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



实验结论
仅仅是因为权威人物的要求,个体就将如此强烈且无疑具有危害性的痛苦施加到另一个人身上。怎样来解释这种出人意料的失常行为呢?

一个直接的自然反应是对被试样本的怀疑:可能这些被试发疯了,或者正好是群虐待狂?但是,由于“教师们”本人表达了他们所亲历的痛苦和不安,我们可以断定上述怀疑是不可靠的。许多被试显得极度紧张,并且事实上所有的被试都在抱怨,在言语上表达了不满,即使他们不断地按着电击开关。

米尔格拉姆(1963)报告说“观察到被试们有出汗、颤抖、口吃、咬嘴唇、呻吟和将指甲嵌入了自己肉中的现象”,并且出现了“经常性的神经质式的发笑”。当女性被试在这种实验中扮演教师角色时,她们常常会哭泣,虽然在继续着她们那痛苦的提高记忆力课程。有人认为实验脚本不可信,被试并不是真地相信另一个人正在受到伤害,才按要求行事的( Sheridan&King,1972)。但上述证据和其他数据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被试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其他一些被试样本重复验证了这结果的真实性,也反驳了“坏家伙”的解释。从总体上说,米尔格拉姆采用的样本对于美国人口而言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他真实地测试了数以千计的被试,包括邮递员、建筑工人、工程师、高中教师、售货员、工人、大学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学生。所有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温顺地服从非正义的权威。

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把米尔格拉姆所观察到的服从视为社会影响的“常规”事例。如果确实如此,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服从中,规范性社会影响和信息性社会影响是否会起作用。

首先,充当教师角色的被试处在个非常新异的情境中:一个实验室,一个科学家在场,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任务。简言之,被试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经验或者已知的行为规则可作为行为的向导。“规则”由一个拥有高地位和权威的人提供,并且这个人大概是现场所发生事件的专家。

这一情景似乎适用信息性影响。实验者拥有被试所需的信息。由于教师面临一种严重的冲突:是继续伤害那个可怜的人,还是停止伤害并扰乱一个看上去很重要的实验,因此实验者拥有的信息对教师而言就具有异常重要的价值。同时,被试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是有时间压力的,正如米尔格拉姆(1963)所指出的那样,“实验只给了被试很少的考虑时间”。

在持续压力的作用下,被试可能就会接纳实验者的信息,即“他继续进行实验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不会对他人产生身体上的伤害”。当被试意识到道德问题时,他可能会就实验者所宣称的真相提出一些质疑。但是,因为没有机会确认这些疑问或通过与他人讨论来思考它们的含义,所以这些疑问常常又会被忽略掉。

另外,规范性影响也会发挥作用。停止实验是否会让被试看上去像个冲动的傻瓜?身为心理学家的实验者是否会认为这个被试无知、冲动、过于敏感,或者“怯懦”,继而表现出他的不满呢?如果你拒绝继续实验,可能会导致这些人际间的麻烦;而不提出任何质疑,继续下去,则会更容易一些。

进一步实验
米尔格拉姆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信息性压力与规范性压力<期待正确和避免耻辱>迫使人们在这一令人吃惊的展现破坏性服从的实验中以违背他们自己意愿的方式行动。如下图:

该图总结了米尔格拉姆利用一千多个被试进行的18个不同实验的研究结果。最初的研究是在耶鲁大学这所令人崇敬的学术殿堂进行的。而在一个有点破旧的市区建筑物中(这座建筑外挂有名为“布里奇波特研究协会”的牌子)重复这些实验时,绝对服从的比例从63%下降到了48%。当由一个“普通人”来发出命令时,服从的比例下降到20%左右。

但是当以中学生为被试,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该研究时,服从的比例则上升至80%(Rosenhan,1969)。

据此,我们预期存在这样的变化形式:伴随着实验者的专家性质或权威性的降低,信息性影响压力在下降,从而导致服从比例的下降;反之亦然。

你一定想要打破这种“服从效应”,想要证明服从效应是源于一些情境因素,而非被试的人格特征,对吧?那么你只需看一下图中编号分别为12、14、15、11和17条件下的数据。在这些条件中,学习者要求被电击而实验者没有作此要求,这时被试并没有服从学习者的要求;被试不服从的情况还可能是权威成为受害者;或存在两个权威,但他们的意见相矛盾,从而使权威的地位有所下降;或安排了两个不服从并且反抗命令的同伴。



简言之,有许多情境力量能够增加或者减少服从效应。当情境的一些方面传递信息说,这个权威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权力(信息性的),或者如条件18中那样,当观察到同伴中有人率先服从并实施了电击,那么服从效应就会增强(规范性的);而当权威的力量减弱,或是异议和反抗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时,服从效应就会减弱。当被试与受害者的直接接触更少时,服从也会增多。这会让人们以更加不人道的方式看待受害者。

因此,人们遵从权威——它的信息价值和规范性力量—有时会带来好的结果,有时却会带来坏的结果

显然,这一实验引起了关于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对待人类被试这一严肃伦理问题的忧虑。由于研究者们对伦理问题较强的敏感性,以及联邦委员会和大学委员会对研究工作的审查,现在当然无法再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对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价值与谬误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Baumrind,1964,1985;Miller,1986)。

服从权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用相同概念对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和阿施的从众实验进行解释是一个明智之举,它能够阐明这两种现象的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是,“希望正确”和“希望被喜欢”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教师们”表现出的服从( Insko et al.,1985)。

为什么情境的力量会如此强大呢?米尔格拉姆本人认为,服从“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征服道德规范、同情心和社会操行的强大驱力”( Milgram,1963,p371)。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 Roger Brown,1986),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打破习惯性服从的‘反服从训练’,其必要性不亚于消防训练”(p.35)。

米尔格拉姆与布朗所讨论的是,学习行为的指定性规则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无任何异议地服从合法权威是我们学会的其中条规则。通过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工具性学习和观察性学习,通过父母、宗教领袖、教师和政治人物的教育,我们充分地学习了这一规则。

就像从众一样,服从也有其益处。服从通过让社会避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使社会受益;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命令广泛存在。同样,通过学习那些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某些惩罚(例如,因蔑视老板而失业;因忽视警察发出的靠边停车的命令而被逮捕)和获得某些奖励(例如,专家的合理忠告)的经验规则,使我们个人也能在服从中受益。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服从合法的权威人物”这一规则可能会被人们学习得太好以至于人们会对它过度使用,把权威角色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过度概括化。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恰尔迪尼,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当社会环境能够提供某些特定线索时,一些类似于“服从权威”的社会规则就能够被自动激活,辨别性刺激发信号说已经为快速反应做好了准备,请不必思考,按照已有脚本行事。

逆向思考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思维实验。回想一下米尔格拉姆的基本范式中的实验脚本,并且假设你就是拒绝服从的少数强硬派中的一员。你不会将实验进行到底,在给出了300伏特的电击后你就放弃了实验。这使你感觉到自己像英雄样,不是吗?你抵制住了压力,而大多数人却屈服于这样的压力。

好,那现在又该怎么办呢?你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你是否会从你的指定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去帮助那位学习者,你的学生,或者仅仅是去确定一下他的情况?你已经对他进行了伤害,也许是严重的伤害。



这是此时应该做的仁慈明智之举,不是吗?

“嗯,当然,我一定会这样做。”

但是我们却坚信你不会这样做,甚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打赌说,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从指定的座位上站起来。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肯定呢?猜猜在参与过这些研究的众多人中有多少人是以这种“英雄式”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呢?

曾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一起就读于纽约布朗克斯街区门罗中学的同学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感到非常好奇。他的答案非常敏锐而简洁:“一个也没有,绝对不会有。”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那些被试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勇敢而诚实地放弃实验,拒绝绝对地服从?为什么不去做这种理智的事情,去直接帮助那个被他们伤害了的人呢?

“呆在你的座位上,直到我告诉你能够离开为止。”这可能是我们早期童年教育中所接受的最持久的教导之一,通常来自小学教师。这种行为规范被充分地内化,它控制了“英雄们”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反应方式,这些“英雄们”违背了实验者提出的外部命令,但是却绝对服从了这根深蒂固的内在命令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在米尔格拉姆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一般权威的服从是绝对的,完全100%的

实验异议
如今心理学越来越多地和脑科学、实证主义联系,不断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米尔格伦实验”证明的是,人类内心对权威的高度服从。然而,心理学家却用详细的调查和实证,彻底颠覆了它——人在面对权威时,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反抗(时代、环境背景变得不一样了)。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实验还是给人很大的启发的。


文中试验,整理自百度、《态度满意与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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