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诸行动就是角色扮演,而思考就是自我说服,心理学家说:你缺的只是一个情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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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个情景剧中了。

一个班三十多个人,老师指定了几个人作为班干部,于是大家就开始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了。大部分的人处于自己的角色中进行自我说服,鲜有人跳出这个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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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工作中,情况变得丰富起来了,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而我们只是演员,那些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知识渊博的人,例如情感咨询师、争端调停者或那些易受同伴影响的十多岁孩子的明智父母,经常会建议人们尽量从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的视角来考虑问题,也就是换位思考,这会是有益的。

因为

付诸行动就是角色扮演,而思考就是自我说服,再加上助长这些行动和思想的情境,这三者能够深刻地改变人们。
我们可能会被告知:“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你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了。”病理治疗也经常使用了这一技术。

角色扮演,如同其名,常要求参与者积极地扮演另一个角色,通常是一些他们觉得难以相处、或者持有反对态度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改变参与者对自己所不认可的人的知觉和评价。例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羞辱我了,因为他自己非常不自信。”

当然,有时仅仅观察团体中另一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就可能在知觉和态度上产生替代性的改变。但是,当亲自扮演这个角色并体验了对方的感受时,你就卷入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态度改变情境中。

通过公开地接触一些自己最初不赞成的意见,角色扮演还可以使人们对某一特定的相反立场更具有容忍性。的确,在某些情况中,要求一个人积极地建构和即兴扮演某个角色比被动地接受说服性沟通更能有效地改变态度。

心理试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 Irving Janis)就如何通过角色扮演来改变态度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研究。






这项研究把角色扮演扩展到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情境中,"让吸烟者接受更多的对吸烟的消极态度,并最终戒除这一恶习"。

在这项关于吸烟者的研究中,研究者招募了一些每天至少吸15支香烟的女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配到角色扮演组和控制组中( Janis&Mann,1965)。

要求角色扮演组的每个女生扮演一个被医生诊断为有“很严重的咳嗽,并且没有任何好转”的角色;这个角色现在第三次去看医生,以得到她肺部的X光片和其他-些检查的结果。在这次就诊过程中,她得知自己得了肺癌,并且需要立即动手术。但即使进行了手术,也只有一半“治疗成功”的机会。当然,她必须马上戒烟。

在这一令人恐惧的背景中,实验者设计了五种场面(在候诊室中感到焦虑,医生给出诊断结果的时候与之交谈,在医生打电话询问手术床位时思考这一消息,等等),角色扮演者将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语言来真实地表现这些场面。
随后,迷你短剧开始了。

实验者扮演医生,被试扮演一个得知自己因吸烟太多,可能面临死亡的病人角色。与角色扮演组的被试积极参与到扮演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角色不同,对照组的女大学生仅仅聆听了一段上述角色扮演过程的录音。她们被动地接受了与角色扮演组女大学生相同的信息。那么,实际的角色扮演是否会比仅仅聆听录音有更好的效果呢?

研究结果清楚地显示了角色扮演所带来的巨大不同。与对照组被试相比,角色扮演组的被试更相信吸烟会导致肺癌,并且对吸烟带来的危害有更强的恐惧。同时,她们也显示出了更强的戒烟意愿。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吸烟是令人上瘾的。那么,角色扮演者实际上真的戒烟了吗?






她们习惯的改变是否比那些没有进行角色扮演的控制组被试多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实验完成两周后进行的电话追踪访问中,控制组的女大学生报告她们平均每天的吸烟量比以前减少了4.8支。控制组被试通过被动地接触有效情境而受到影响。但是,通过角色扮演积极投入到情境中所产生的戒烟效果则是双倍的。角色扮演组中的女大学生报告,她们平均每天比以前少吸10.5支香烟。

考虑到角色扮演者当时只扮演了不到1小时,这一结果的差异已足以令人印象深刻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6个月后的第二次追踪访问中发现,这种差异仍然存在(Mann& Janis,1968)。

为什么即兴角色扮演对后继态度和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自我归因(原因归结于个体内部)与自我说服显然是导致这种影响的两个原因。

自我归因过程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实现。

一个人可能对某一问题有一个总体看法,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知识、信念和情感不可能都是完全清晰和单方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含混不清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对吸烟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那时人们对吸烟的态度还没有被煽动起来。在上述角色扮演研究的3个月后,相关卫生部门报告了吸烟导致肺癌的有力证据;而在这一角色扮演研究之前,媒体一直在报道有关吸烟导致肺癌的新闻。

这些年轻且见多识广的大学生,可能对吸烟持有一些消极情感,了解一些吸烟的消极后果。对患有癌症的吸烟者思想和情绪的角色扮演,有助于使人回想起吸烟的消极后果。这些凸显出来的思想,以及由与之相伴的恐怖的创伤性经历所带来的情绪体验,可能非常容易地支配了自我反省。

“我相信吸烟是危险而不明智的了,真的该戒烟了。”换句话说,由于角色的设定使被试产生了对吸烟最负面的想法,因此,通过自我知觉产生的任何推论也极有可能是负面的。





角色扮演中的第二个因素是自我说服。

请记住,在上述研究中的角色扮演都是即兴的:被试建构她们自己的性格、思想和对情境的反应。她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并且也让自己相信了这个角色的一些观念和情绪。

正如其中一个角色扮演者所说:“关于吸烟的危害我听说过很多。然后又知道得更多了一点儿,就是它”( Janis&Man,1965,p.89)。

“那多了一点儿的东西”是她自己提供的。通常,自我说服比从他人那里接受信息具有更强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渗透”的问题。自己创造的观念和情感将会使这些观念、情感变得更明显,更具有个人相关性和更令人难忘。因为你通常知道自己会采用什么样的防御技巧来维护一个特定态度,所以你处在了抨击这些观念和情感的最有利位置上,是从内向外的。

同样,当主动地进行角色扮演时,你就全神贯注于形成支持这一角色的观念中。结果,相对于只是坐在那里聆听,你在角色扮演时不大可能在脑海里出现反向观点(例如,“吸烟会让我放松,我对些医学研究者对吸烟引发癌症说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恐惧唤起可能也有助于角色扮演发挥其强大效力。可以肯定,角色扮演激发了恐惧,而恐惧性思想具有特别的自我说服力。有人可能会认为角色扮演者使自已受到惊吓,从而造成了态度改变。

以上的这个研究是在说明,角色扮演、自我说服、情景支撑的一系列操作,可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态度或行为。

其实身边会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生活中或者工作中,也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相关情景,深入下去可以是一个探讨不完的话题。




你可以认真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切换角色进行自我说服。

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前提是说服当前角色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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