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罪心理凯文．史派西在《七罪》里撕声力竭地喊出他的世界观：“一个人人该死的世界”。就像任何一敷警世良药一样，放到嘴里难免苦涩。我一向认为如果社会机制缺乏和谐，出现某种极端的话，那么很快就会出现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极端，有时候两者往往强弱不等。这种情况下，最好别用那些该死的是非标准衡量孰是孰非，那不过是一个很自然的平衡而已。
除了先前几个必死的家伙，有趣的还有另外几个在史派西的世界中被否定的人。
首先是米尔斯，他该死，不仅仅因为“愤怒”。他有美好的家庭，妻子美丽贤惠；还有两条爱犬，无聊的时候可以逗它们玩。他没有什么雄心大志，追求平静无事的生活。他安于表象，萎靡于对真理的追求，完完全全一个世俗化的中产阶级形象，“愤怒”就是他无知和盲目的表现。在杜约翰看来，这种人不过是一些会说话的猪，和他理想中“人”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统统该死，包括米尔斯的妻子。
如果按照杜约翰的标准，前面几个人当然都不能称其为“人”。那么，世界上还有没有完美的人呢？沙摩塞好像是。他客观理性，目光敏锐，所以他可以看清世态炎凉。他抱怨世间的丑陋，不屑为了名利与世俗同流合污。但他又绝非圣贤，和所有人一样，人性让他备受折磨。他为冷眼旁观付出惨重代价。一把年纪没有爱情，没有家庭，直到退休都事业无成。表面上他似乎百毒不侵，内心却因为得不到承认和被排挤而满腹不平，在他的世界里快乐少得可怜。这样一个人，虽然值得尊重，但他和死人已无两样。就这一点而言，沙摩塞和杜约翰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虽然他们分别执掌“正义”和“邪恶”，但他们俩绝对不会缺少共同语言。
英雄主义者的典型举动是通过否定对立面来确立自我。杜约翰也有这种通过否定一种价值来确定另一种价值的心理动机，但他又与众不同，他是分裂的。对于自己的行为，他的态度是无比肯定。可以看到，他是那么骄傲地描述自己的所作所为，脸上充满自命不凡的傲气。而对于自己这个人，他是否定的。需要对自我进行评价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放到了受鄙视的那一面。他同样不能饶恕自己身上所有的“七罪”，同样必须用死亡来惩罚这个丑陋的自我。他那种连自己一起否定的真实态度，比起那些虚伪的道德英雄来说，显得更为可爱。
没人会否认，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为此，我们就应该去做些什么，而不是每天忙于生计，碌碌无为。富兰克林说：那些为了暂时的安全和舒适而放弃彻底革命的人，即得不到安全和舒适，更得不到自由。悲哀的是，崇高的精神寄言在现实中居然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还有什么真正伟大的真理可以让人为之奋斗的吗？
杜约翰通过灭杀人性来书写他的奋斗史，这样做绝对行不通。反过来，否定建立在人类智慧上的社会秩序也行不通。5000年的时间可以改变文明，但改变不了人性。这点时间对一种生物的进化来说实在太短了，而社会对人的要求与日俱增。为了配合文明的需要，社会建立了道德体系来约束人类的一些天性，“暴食”、“贪婪”、“懒惰”、“嫉妒”、“骄傲”、“愤怒”这些本性都被一一否定。道德制度总是和社会统治需要脱离不了干系，以达到维护阶级统治目的而设定的秩序难免带着虚伪和强制性，有教唆的嫌疑。作为灵长类动物家族的一员，我们身上充满了原始的本性，上天也不会无故的发展出一种生物特性。按照这个理论，所有的特性都应该被认可。现代社会却在某种程度上反人性，看看司法这种东西，它只能作为控制社会秩序的工具，但绝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也许，这样一个畸形社会根本就没有是非可言。
畸形社会的药方有两个。要么回到原始状态，和动物一样，完全按照自然法则生存。这样的话什么道德约束，是非观，邪恶善良，统统没有了。动物只按照本能采取行动，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谁愿意这样做呢，人只懂得向前看，不是吗。另一个办法是先建立一套标准的社会模式，并且制订出对人的要求，然后通过基因技术把人身上那些社会不需要的，所谓“不好”的本能全部去掉。但那样做也会有问题，要知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靠的是一半的善良和一半的邪恶，去掉了好斗基因，上进心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沃克尔不是卫道士，他真正批判的是社会和人性之间的不协调。他让那些“罪恶的人”去死，以此嘲笑现实的荒谬。“一个人人该死的世界”是悲哀的，而完美世界却遥遥无期。看来“人人该死”的状态还要持续，出路没有，进退两难。
好在世界上还有乐观的人，他们愿意继续为之奋斗，虽然这不是什么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