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罪心理爱可以是两性之间很好的均衡器，但是尽管我们都在寻找爱或者自认为巳经找到了爱，爱却并不长久。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随着更换伴侣成为常见现象，永久一夫一妻( permanent monogamy)婚姻被系列一夫妻( serial monogamy)婚姻替代。
在我们这个后工业社会，女人与男人越来越平等了。但是，这些变化对欲望和性吸引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对未来的两性关系做出何种预测?生物遗传和社会进化之间的矛盾将会如何演化?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倭黑猩猩的行为。倭黑猩猩属于人亚科，生活在中非丛林深处，和我们在遗传学上最接近，有近98%的基因和我们是一样的。倭黑猩猩是我们共有的远古祖先的活化石，它们的行为可以告诉我们，以男性为基础的进化系统是多么不稳定。和现代智人不同的是，倭黑猩猩的社会以雌性为中心，实行平等主义，性(而非攻击)被用作社会管理的工具。倭黑猩猩是现存的最和平的灵长类物种，它们的口号很可能是:“做爱，不打架。”
倭黑猩猩经常做爱，对象并不固定，而且并不局限于异性之间，据估计，倭黑猩猩75%的性行为和生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雌性不可能怀孕，雄性和雌性之间也会互相进行性刺激。大多数其他物种，只能在每年的特定时期交配——也就是在雌性发情的时候，而倭黑猩猩之间，性是社会交换不可分割的部分。雌性倭黑猩猩和人类女性一样，只要它们想要，任何时候都可以交配。
在倭黑猩猩的社会，性可以用于任何目的，从打招呼到劝架。性可以用于获得权力、拉帮结派、表达亲密、交换食物、表达尊重或者臣服，甚至偶尔用于传宗接代。雄性用性解决“猩际”冲突，雌性想被某个圈子接受、获得某种食物、向多个雄性寻求帮助时，也会运用性。倭黑猩猩天生就是乱交的，不会像人类一样形成核心家庭或者长期的一夫一妻关系。抚养后代的责任完全落在雌性的肩膀上。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现代智人的家庭生活意味着父亲要为家庭投人很多，这种家庭只有在父亲有理由确信，他们是在为自己而不是别的男人抚养后代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不幸的是，男人要求女人忠贞，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让自己变得嫉妒、好斗。男人主宰女人的历史模式之所以存在，这种性专一需要功不可没。考虑到现代智人社会结构不好的面，我们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效仿倭黑猩猩，情况是否会更好?这是降低好斗性的可选方案吗?性可以创造一个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吗?
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代社会的女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以上问题就值得考虑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最近两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三代，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有了很大的转变。事后避孕药的出现、节育术和其他技术的发展，给了女人更大的性自主权，意味着女人和男人做爱可以不一定以怀孕为目的。性不再是挑战死亡的游戏，因为难产死亡率大大降低了(尽管仍然需要顾及男人的嫉妒心)。接受教育、参加工作，让女人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工作就能挣钱，有钱就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性。这些变化意味着女人不再甘心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她们想要真正的平等，而不是象征性的平等。
这种想法的后果不言自明。女人越来越独立，婚姻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受到了影响。尽管婚姻(或者伴侣关系)仍然重要，但是人们不愿勉强维持不幸福的婚姻(或者伴佀关系)。离婚率大幅飙升。人们不再为了生活而结婚。
越来越多的女人进人劳动力市场，而且所处职位不一定是低级的。高管层中，女性所占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尽管现状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厌恶女人的人甚至很离谱地说，女人参加工作是婚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不仅工作让女人拥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权，而且工作场合很快成为最常见的外遇滋生地。工作场合成了新的不忠多发地带，男女一起工作似乎会让本身就有问题的婚姻加速灭亡。同她们不幸的祖辈相比，经济独立的女人更加不能容忍痛苦的婚姻。工作的女人，自己能够挣钱给自己花，当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时，就更不可能继续勉强维持。
尽管女性主义者一直在呼吁平等，但是人类不是倭黑猩猩。男人和女人天生就和他们的猩猩近亲十分不同。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性本身能否给雌性倭黑猩猩带来满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同男人相比女人不那么迷恋性，从性中获得的快感也没有那么多。尽管人们预期妇女解放将颠倒性别角色，让人类回到自然的母系社会，但事实却截然不同。困扰男人和女人的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大多是遗传和社会的矛盾——先天和后天的冲突——协调不当的结果。
所以两性之间的斗争还会持续下去，性会继续充当男女矛盾最常见的催化剂。另外，现代智人理论认为男人想明确自己的父方身份，意味着男人要继续受到嫉妒心和好斗心的折磨，即使是在一个女人可以更加自由地与不同男人发生性关系，男人的生殖权利受到人工授精等生物技术威胁的社会。男人得学会接受男女平等这一思想，从父权制文化转向男女更加平等的文化。
格外有意思的是，如果男人能够修正自己对女人的态度，就会从命令一控制一割据式( command- control- compartmentalization)的领导风格，转向网络一辅导式( network- coaching)的领导风格，这样更有利于其开展工作，一般说来，女人的权力动机不如男人强，女人也没男人那么自恋，女人更加擅长处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个组织内的大多数人都能保持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平衡，那么这个组织会更人性化、更具创造力。
个人要想拥有爱的能力(不仅要爱上，而且要爱得持久)，必须成功地度过童年旱期的分离和个体化阶段( stages of separation and indviduation)，发展出自我感( sense of self)，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要想关系持久，伴侣双方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清楚各自的自我，把“他人”看作一个自由的、自主的人。
没有安全的自我感，不能区分自我和他人，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就是白日梦，就像毒品一样，只能给人短暂的快感。亲密需要忍受分离，需要超越融为一体的自恋式的幻想。亲密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能够将外部的、独立的爱情对象和内心的幻想区分开来，即不要把自己的理想自我投射到爱人身上。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写道:“生活教会我们，爱不是两个人互相凝视对方，而是两个人看向外界同一个方向。”融为一体的幻想固然很好，但并非意味着我们得忘记外部世界，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不该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相爱，意味着互相依赖又保持各自的自我。相爱，并非意味着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只有互相爱着又有各自的空间，我们才能成长和发展。爱情无法在不平等的状态下茁壮成长。所有人都不该仅仅把别人当作满足性欲的工具，性只能是一个自主的个体赠给另外一个自主的个体的礼物。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建立并维持这种关系是一段发展体验，是最后的成长机会。
没有安全的自我感的个体，绝对无法忍受两性关系无法避免的矛盾状态:互相亲近又保持距离。成熟意味着能够将自我形象与他人形象区分开来。我们也许渴望融为一体，但是我们也想保持自我感与自主性。伴侣关系中的双方都需要各自的空间——既可以表达亲密需要，又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过于亲密。这就是有意义的两性关系帮助对方成长为不逃避生活的有责任感的人。
伴侣之间还得照顾对方的自恋需要。他们应该把对方当作情绪容器( emotional container)。他们应该能够创造一种成熟的依赖关系，不在融合与分裂之间动摇。他们需要避免陷人重复过去伤害的不良交感状态( dysfunctionalcollusion)。他们要能改变。爱也许是种感受，但是两性关系需要经营。
两性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耳濡目染过成功的婚姻，比方说在父母恩爱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经历过父母离婚大战(或者目睹过父母不断离婚再婚)因而对婚姻没有好感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连接不够健康的孩子，长大后可能惧怕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太多人可以与别人发生性关系，但是无法爱上别人，无法与别人保持亲密感，无法在关系中体验到安全感。有些人也许因为过去的经验而变得不敢依赖另人。比方说，有过离婚史的男人可能对再婚感到迟疑，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关系都不会有好的结局。从没结过婚的大龄男人，可能变得太过自恋，觉得难以和另外一个人互相迁就、共同生活。这些人应该走出自己的安乐窝，他们需要明白: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囚禁自己的心灵也可以选择做出改变。
比如，英国学者和作家C·S·刘易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其《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就发生过这种蜕变。刘易斯近60岁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个单身汉）发表了自传《惊喜》，描述了自己的信仰历程。不久，他遇到了美国作家乔伊·格雷沙姆( Joy Gresham)这个事件让他早期的自传染上宿命色彩。他的哥哥回忆说:“杰克(刘易斯的昵称)起初只是仰慕乔伊的才学，她是杰克遇到的唯一一个和他同样睿智的女人，她的韧性、她的兴趣广度、她的悟性以及她的幽默风趣，都和他不相上下。”刘易斯深深地爱着乔伊·格雷沙姆，但是，他们相遇之后没多久，她就被诊断出骨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结了婚，一起生活了短短几年，直到她于1960年去世。刘易斯随后发表了著作《卿卿如晤》，诉说着自己对亡妻的哀悼。
笑是拉近两个人距离的理想方式。幽默风趣不仅有助于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挫折，还有助于应对两个人一起变老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残酷的存在现实。
婚姻和谐的人通常更健康，更少出现情绪问题，更不可能出现异常行为，其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更优秀。另外，同两性关系不稳定的人相比，两性关系稳定的人性生活更频繁、更美满无爱之性只是机械运动，甚至会演变成侵犯行为。人类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分开性与攻击的建设性方法——倭黑猩猩是个极端的例子。
考虑到进化赋予我们的秉性，这并不容易做到。强调这一点，就是挑战男性主宰的父系社会。但是，从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开始，宗教、法律和习俗都强调，女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取悦男人。男女平等，任重而道远。杰奎琳·肯尼迪曾经说过:“女人分两种，一种想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一种想成为床上的主宰者。”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超越这两种选择;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争取长久的平等。19世纪晩期的性革命( sexual revolution)不是为了解放性髙潮，而是要解放对男性和女性持有双重标准的早期性道德观。造成性功能障碍的禁忌和规范是旧社会的余毒。人类刚从数世纪的性压抑中解放出来，自由地表达性欲没多久，就面临致命的艾滋病毒的威胁，因此，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21世纪的性史将交织着更强的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和严格的自我约束( self-restraint)。能否做出明智的选择，取决于我们自己。
本系列摘自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在《性、金钱、幸福与死亡》
